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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七日談(北京篇)/“流動盛宴”,嶺南盛宴\姜舜源

2025-03-25 05:02:08大公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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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圖: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“越式鐵鼎”。\南越王墓博物館藏

  南朝丘遲《與陳伯之書》名句: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長,雜花生樹,群鶯亂飛?!鞭r(nóng)歷三月相當于如今陽歷四月,嶺南陽歷三月的物候倒像江南農(nóng)歷三月。香港業(yè)界推出“藝術(shù)三月”,春朝朝日,文采斐然。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聯(lián)合主辦的“流動的盛宴──中國飲食文化”大展,為香港春朝平添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清芬,引得觀眾趨之若鶩。作為嶺南文化的香港地區(qū),歷史上從未缺席中華文明的“盛宴”;作為五大菜系之一的粵菜,也為“中國飲食文化”增光添彩。因此,中華文明的歷史盛宴,也是嶺南文化的歷史盛宴。

  在中華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、一萬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,從何時形成了飲食文化、把吃飯變成了藝術(shù),如今恐難提供確切的答案,但以農(nóng)耕文明著稱的中華民族,為人類發(fā)明了稻作、谷物、絲織,當草原文明、游牧民族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,我們的先輩已經(jīng)“鐘鳴鼎食”、“錦衣玉食”了,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廣州秦漢南越王墓出土文物,不但有中原地區(qū)通行的青銅器,還有當時高科技前衛(wèi)產(chǎn)品鐵鼎,用鐵鍋燒製食物,比厚重的銅鍋實用多了。“玉食”之說在商周之際已經(jīng)存在。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之后,給天下立法規(guī)《洪范》,規(guī)定:“惟辟(君王)玉食”,唯有君王可以享用美食。春秋《管子》批評商紂王“瑤臺玉餔”猶嫌不足,唐代房玄齡解釋:玉餔就是玉食。

  玉食泛指精美的主副食,包括白玉一樣的大米。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五年,在湖南道縣(古道州)玉蟾巖即永州至廣西梧州的古“蒼梧”之地,出土距今一萬七八千年的陶釜──舊石器時代烹煮食物的鍋,和距今一萬年前的古栽培稻的四粒稻谷;在附近澧縣則發(fā)掘稻谷、稻米近一萬五千粒,同時出土了木耒、木鏟、骨鏟等稻作農(nóng)具,及木杵等稻米加工工具,反映了從種稻到舂米、燒飯全過程。距古蒼梧一步之遙的嶺南自然不會置身事外,也是稻作故鄉(xiāng)。

  與北方一樣,嶺南在新石器時代創(chuàng)造了燦爛的玉文化。香港屯門湧浪遺址出土距今六千年上下新石器時代晚期玉鉞;大嶼山發(fā)現(xiàn)距今三千年前后西周時期白芒玦飾作坊遺址等等,琳瑯滿目。

  唐杜牧《過華清宮絕句》:“長安回望繡成堆,山頂千門次第開。一騎紅塵妃子笑,無人知是荔枝來?!睋?jù)五代王仁?!短鞂氝z事》稱是當時涪州即今重慶一帶進貢,以快馬馳載,七日七夜至長安。

  嶺南物產(chǎn)豐富,很多是北方不出產(chǎn)的。北宋蘇軾被貶惠州時,寫下千古名篇《惠州一絕》:“羅浮山下四時春,盧橘楊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顆,不辭長作嶺南人。”還研制出“東坡羹”:“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,不用魚、肉五味,有自然之甘?!保ㄌK軾《東坡羹頌》)

  清乾隆時從福建運送荔枝進宮,將整株掛果的荔枝樹連土移入大木盆中,裝船輾轉(zhuǎn)至京杭大運河北上:“中冠從今重八閩,連根移入上林春。朱盆到日迎風熟,綠樹依欄帶露新。自是遠臣崇土貢,早知圣世等常珍。差船不用催程緊,五月炎歊滿水濱?!保ㄇ迥弑疽恪独笾Υ罚?/p>

  秦漢以來,嶺南經(jīng)濟貿(mào)易發(fā)展迅速。晚唐廣州司馬劉恂《市舶錄》稱廣州“市舶”(近代海關(guān)前身):“市舶者,其利不貲榷,金山珠海,天子南庫也?!薄鞍傩U之賮(寶物),五天之珍,每歲山積?!弊钔韽奶瞥?,粵海關(guān)稅收幾乎與戶部財政收入相當,不但是國家財政的“南庫”,也是皇帝私房錢的來源。所以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初,開寶四年(九七一年)即在廣州設(shè)立“市舶司”,命廣州知州兼“市舶使”,成為最早設(shè)立海上貿(mào)易管理機構(gòu)的地方。唐宋以來皇家美食盛宴,有大量金錢來自嶺南貢獻。

  清朝皇帝也精明得很,皇家內(nèi)庫資金不在農(nóng)民賦稅銀上打主意,而是由海關(guān)、鹽課收入中直接抽取,廣州外貿(mào)關(guān)稅之一部分就成為皇帝的私房錢,其中一部分由粵海關(guān)監(jiān)督(關(guān)長)、兩廣總督、廣東巡撫采購各種物資進獻皇帝。第二次鴉片戰(zhàn)爭之后,同治四年(一八六五年)開始,皇家內(nèi)庫靠各部門籌集資金,粵海關(guān)仍占很大比例。目前尚無證明粵菜進入清宮的資料,但廣式家具、廣造鐘錶、珠寶盆景、廣繡等等工藝品,已經(jīng)成為清代宮廷生活物資的主體。

  展覽第一部分“跨越生死──禮食同源”,展示新石器時代至漢代與飲食相關(guān)的禮器、陪葬品,探討古人將生前的宴饗“移動”至來生的問題,將相關(guān)文物視為溝通人神天地的重要媒介。這種安排基本合乎歷史實際。近年來,學(xué)術(shù)界不少人探討古代中國人規(guī)劃死后及來世問題,比如認為隨葬絲綢衣物是寓意蠶繭,寓意生命輪回到初始狀態(tài)。其實中國古代的陪葬主要是基于“事死如事生”、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(《論語.八佾》)的思想意識,希望逝者能像活著的時候一樣享受生活,而不是想著來世如何如何。

  季路問孔子鬼神、死亡問題,孔子回答說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(《論語.先進》)人的問題都未能解決,還說什么鬼神?活著的事都搞不清楚,哪里還知道死后的事?所以他的弟子們總結(jié)說:“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?!保ā墩撜Z.述而》)。漢武帝開始“罷黜百家,表章六經(jīng)”,獨尊儒術(shù),此后儒家思想成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統(tǒng)治思想,中華民族精英分子一直效法上古《周易》以來提倡的積極進取、奮發(fā)有為的人生哲學(xué)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?!边@也是激勵如今中華兒女的精神動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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