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：廣州塔與周邊景色。/新華社

　　作為嶺南邊陲的天然良港，香港既是中原王朝經(jīng)略南海的前哨，也是戰(zhàn)亂中流民的庇護所。從秦軍鐵騎鑿通五嶺的那一刻起，這片土地便成為中原與海洋文明碰撞的前沿陣地。每一次中原王朝的動蕩，都會在這片巨大的沙洲上激起層層漣漪，而每一次移民潮的涌入，都為嶺南注入新的文化基因，日積月累，最終構筑起大灣區(qū)獨特的文明密碼。

　　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二一九年），秦軍鐵騎在五嶺山脈撞開歷史的閘門。五十萬秦軍在趙佗統(tǒng)帥下，沿著新鑿的橫浦關道（今梅關古道）挺進嶺南。這場戰(zhàn)役不僅是一次軍事行動，更開啟了中原文明與嶺南的首次大規(guī)模融合。趙佗歷時五年平定嶺南，并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在當?shù)卦O南?？?，從那時起，今天的香港九龍半島首次被納入中原王朝版圖。當時，秦軍主力多為舊六國移民，他們攜家?guī)Э谀舷拢v留嶺南，成為大灣區(qū)最早的漢族移民群體。到西漢初年，嶺南漢人達百萬之眾。

　　趙佗治理嶺南時，推行“和輯百越”政策，允許駐軍與越人通婚，保留越人“斷發(fā)紋身”習俗，更上書秦始皇“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”到嶺南地區(qū)，以促進民族融合；同時引入鐵器鑄造、牛耕水利等中原技術，將嶺南從“刀耕火種”的漁獵社會推向農(nóng)耕文明。這種“漢骨越皮”的治理模式，為大灣區(qū)奠定了“兼容并蓄”的文化基因。

　　公元前二○四年，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，其疆域涵蓋今廣東、廣西、越南北部。趙佗以番禺（今廣州）為中心發(fā)展海上貿(mào)易，通過海路與東南亞交換犀角、象牙，而中原移民帶來的絲織技術催生了“廣幅布”等特色紡織品?？囟竽虾ＹQ(mào)易路線的香港屯門，更是被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補給點，成為中原經(jīng)略南海的“海疆鎖鑰”。到晚唐時，珠江口形成“廣州─屯門─大嶼山”三角貿(mào)易網(wǎng)，香港大澳鹽場每年產(chǎn)鹽萬石直供中原，奠定了香港“海陸聯(lián)動”的歷史經(jīng)濟基因。

　　趙佗南征時開鑿的橫浦關道，成為中原移民南下的關鍵通道。這條連接長江與珠江流域的“古代高速公路”，在唐宋時期迎來移民高峰。南雄珠璣巷作為中轉站，見證了二百一十一個中華氏族經(jīng)此遷入珠三角的歷史。據(jù)《珠璣巷民族南遷記》統(tǒng)計，南雄至珠江三角洲的遷徙涉及三十三姓九十七戶，形成了“五圍六村”的聚居格局。他們在珠江口開創(chuàng)的“筑基圍田”技術，僅新會一地就新增耕地三萬頃，形成“上者為桑基，下者為魚塘”的立體農(nóng)業(yè)奇觀。

　　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靖康之變后，大批中原士族跨越五嶺，遷入珠江口沿岸。中原衣冠的南遷浪潮在珠江口激蕩出新的文明形態(tài)。鄧氏家族的先祖鄧符協(xié)正是此時從江西吉水南遷至新界，選擇錦田河谷開基。這里背靠大帽山，前臨深圳灣，兼具農(nóng)耕與漁鹽之利。鄧氏家族以“耕讀傳家”為訓，在此構建起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聚落，成為香港最早的中原文化移民代表。

　　一二七九年宋蒙厓山海戰(zhàn)慘敗后，十萬軍民隨宋端宗趙昰、趙昺南逃至香港海域，九龍灣成為流亡朝廷的臨時據(jù)點。九龍城寨“官富場”鹽司衙門更是成為流亡政權的財政中樞，臨安舊臣后裔在此主持鹽務，將中原漕運、稅制、行政制度植入嶺南。鄧氏族人鄧元亮在戰(zhàn)亂中救獲的宋高宗之女趙氏，成為錦田鄧氏家族崛起的關鍵密碼。其子鄧自明與趙氏締結秦晉之好，被追封為“稅院郡馬”。這一聯(lián)姻使得鄧氏家族獲得了政治特權，在錦田興建“稅院郡馬府”，并創(chuàng)立香港最早的教育機構──力瀛書院，并將《朱子家訓》轉化為基層司法準則，開創(chuàng)嶺南私學之風。

　　南宋滅亡后，部分遺民為躲避元軍鐵騎，隱姓埋名遁入香港新界河谷地帶。彭、侯、文、廖等氏族也避居至此，與鄧氏并稱“新界五大族”。這些氏族控制香港百分之七十耕地，形成“祠堂斷案”的自治傳統(tǒng)：在衙前圍村，族老依據(jù)《大明律》結合鄉(xiāng)約處理糾紛，祠堂同時承擔司法、教育、祭祀功能，成為基層治理的核心。

　　清順治至康熙初年（一六四四至一六六四），清廷為切斷沿海居民與臺灣鄭成功勢力的聯(lián)系，強制推行“遷海令”，將沿海居民內(nèi)遷三十至五十里，導致香港人口從明末的二萬二千戶驟降至康熙五年（一六六六年）的不足千戶。新安縣（含香港地區(qū)）甚至因此被撤縣并入東莞縣?？滴醢四辏ㄒ涣拍辏┣逋徒?，出臺“招墾令”，吸引粵東、閩西等地移民開墾。客家人因原鄉(xiāng)地狹人稠，成為遷港主力軍。他們引入梯田技術，在元朗、新界開墾荒地，種植煙草、甘蔗等經(jīng)濟作物，使香港農(nóng)業(yè)逐漸?復蘇。林村、水蕉老圍等二百六十七個客家圍村拔地而起，客家獨特的夯土墻、鑊耳屋融合廣府與閩南建筑風格，成為多元文化的地標。

　　十九世紀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，洪秀全族親及客家殘部為躲避清廷追剿，遷入香港，再次改寫香港經(jīng)濟版圖。他們在荃灣、柴灣、九龍建立染布坊、陶瓷窰（如大埔碗窰）、藥舖和教堂，成為香港早期工商業(yè)先驅(qū)。同時，廣東江門“土客械斗”迫使客家人遷入香港赤溪（今新界東北），形成“羅屋”“藍屋”等聚落，加速了香港社會多元化?？图胰藥淼睦薏琛Ⅺ}焗雞等飲食文化，與廣府菜融合，形成“咸淡水交匯”的飲食基因，催生茶餐廳文化雛形。這種文化雜糅，讓香港成為嶺南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樣本。

　　三千年移民史，塑造了香港獨特的文明基因：趙佗開創(chuàng)的“和輯百越”精神，演變?yōu)椤爸形骱翔怠钡奈幕菪?；宋代宗族制度催生出法治傳統(tǒng)，現(xiàn)代香港的鄉(xiāng)議局仍保留著祠堂議事的遺風；客家人的拓荒精神則轉化為商業(yè)冒險基因，孕育出近現(xiàn)代許多商業(yè)巨子。當港珠澳大橋的車流掠過零丁洋面，當廣州塔的霓虹映照珠江千年航道，大灣區(qū)正在書寫一部新的移民史詩。從趙佗南征到宋室南渡，從梅關古道的馬蹄聲到深中通道的車流聲，這片土地用三千年時光證明：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邊界，而在于永不停息的流動與再造，而這正是大灣區(qū)深厚的文化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