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光荏苒，爆發(fā)于1919年5月4日的“五四運動”迄今已過去106年?；厮輾v史，《大公報》及許多愛國人士均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　　1919年初，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會召開。時任《大公報》經理兼總編輯胡政之成為唯一進入和會現(xiàn)場的中國記者，開創(chuàng)中國記者報道國際重大會議之先河。胡政之就此撰寫的一系列通訊，在《大公報》刊發(fā)后，一時洛陽紙貴。青年學生從中看到帝國主義戰(zhàn)后分贓的猙獰面目，徹底打破對帝國主義的幻想，長期壓抑在心頭的怒火和愛國熱情被瞬間點燃。1919年5月4日，他們走上北京街頭，喊出了反帝愛國的口號。

　　《大公報》見證并記錄了“五四運動”這一民族復興的歷史起點，《大公報》引領了五四運動輿論。

　　五四運動推動香港新文化思潮

　　除此之外，五四運動中的新文化思潮也在香港延續(xù)并發(fā)展。1927年，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魯迅應邀來港并發(fā)表演講，呼吁中國青年打破沉默，勇敢發(fā)聲，推動思想進步。他直言：“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：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，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?！边@些演講被譽為香港新文學運動的催化劑，為香港的文化改革注入了活力。

　　同時，胡適也在其著作《南游雜憶》中提到，他曾鼓勵香港教育界推動普及教育，并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文化潮流，避免倒退保守。這些言論進一步鞏固了五四運動在香港文化啟蒙中的地位。\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