樓宇烈先生接受大公網專訪。/記者楊帆攝

近年來，中國傳統文化升溫，國學成為“香餑餑”，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被津津樂道，北京大學哲學系和宗教學系教授樓宇烈對此始終保持著熱腸冷眼。這位著名的國學大師近日在接受大公網專訪時表示，以人為本、強調自覺自律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，不僅可以醫(yī)治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，亦能為人類社會克服物質和科技異化提供藥方。不過，他提醒國人，中國文化要想“走出去”，先要“走回來”， 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現在仍未擺脫“失魂落魄”的狀態(tài)，中國文化恢復自信依然任重而道遠。

在接受采訪時，樓宇烈一襲傳統中式服裝，講話頓挫有致，聲調溫潤飽滿，手勢收放舒展，一派從容裕如的儒者風范。深耕國學沃土超過半個世紀的他，今年已屆84歲高齡，仍在為傳統文化奔忙，著書開課講學，樂此不疲。

談及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，樓宇烈直言：“中國文化要想‘走出去’，必須先‘走回來’!”中國人首先要了解和認同自己的傳統文化，而很多國人對傳統文化理解模糊、片面，甚至妄自菲薄。

樓宇烈先生在揮毫潑墨。/資料圖

不需迎合西方 彼此相互尊重

現在一些文化交流團出國，總是迎合別國的口味。樓宇烈認為，中國文化在“走出去”的過程中，如果加上太多西方的元素，人家反而不太認同。西方恰恰不需要迎合，他們期待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文化。

“事實上，世間沒有完美的文化，必須承認文化的多樣性”，樓宇烈指出，不同的地域環(huán)境生長著不同的文化，彼此要相互尊重，不要輕言其他文化是陋習。他說，“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屬自洽系統。它們之間的差異，從根本上講是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差異，不應輕易判定對與錯，高與低，進步與退步。”

回溯中國傳統文化的百年沉浮，兩種看法針鋒相對，貫穿始終：一邊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后的，主張全盤西化;一邊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，不能隨便拋棄。

樓宇烈先生與夫人(左一)品鑒書法。/資料圖

繼承中華傳統 恢復文化自信

樓宇烈認為，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(zhàn)爭，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，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，中國人對國運衰微的反思檢討，從器物、制度推至文化層面，以西方近現代的文化特征和學科標準來衡量，中國傳統文化“一無是處”，文化自信從此一蹶不振......中國傳統文化在“文革”浩劫之后亦未得到應有重視。上世紀80年代，紀錄片《河殤》鼓吹藍色海洋文化，擯棄黃色文化，對中國文化的構建和發(fā)展帶來新的困惑。

綜觀二十世紀，中國文化走的是一條以接納西方文化為主的道路。樓宇烈將中國人現在的文化主體意識描述為四個字--“失魂落魄”。雖然國人逐漸關注這個問題，但他坦言，總體狀況并未改觀。

樓宇烈認為，中國經濟的崛起令中西方之間的雙重差異“水落石出”，發(fā)展階段的時代性差異縮小，文化類型間的差異凸顯，“現在到了必須糾正中國文化認知偏差的時候了”。

這位國學大師表示，“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，我們首先要恢復文化的自信。我不太喜歡‘中國文化走出去’的表述，我更希望這樣提：中華文化，世界共享!我們要把中國文化建設好，讓世界享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。”

樓宇烈先生在題詞。/資料圖

倡以人為本 助克服異化

“人類先后遭遇兩次異化，中國傳統文化過去曾經、未來仍可為人類擺脫困境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”樓宇烈如是說。

在第一次異化中，人類通過構建造物主的世界，來管理自身的現實世界，協調人與萬物的關系，規(guī)范人的內心和言行舉止。比如西方走向中世紀，聽從上帝的旨意，依賴于外來的神主宰人的世界。

西方神本論 依賴變枷鎖

通達儒釋道的樓宇烈認為，與西方文化相比，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一個外在神或者造物主，以人為本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。西方文化突出彼岸世界，而中國文化強調此岸世界。六祖《壇經》有言“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”， 佛教禪宗強調心即是佛，佛就在你心間，不是佛來度人，而是人自己度自己，自己覺悟了就是佛。中國的圣仙佛都是此岸世界，儒釋道殊途同歸，均倡導從人的自身做起。

樓宇烈先生用昆曲唱腔演唱馬致遠的《天凈沙》。/資料圖

西方進入近代，經過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啟蒙運動，人的理性獲得了充分肯定，發(fā)揮了巨大能量。其間，中國傳統文化經由西方傳教士傳回西方，推動西方擺脫神本文化的枷鎖，高揚起人本文化的大旗。

而令樓宇烈遺憾的是，沒有經歷人類第一次異化的中國，近一百多年來，卻跟隨西方的步伐遭遇人類的第二次異化。隨著人類理性的釋放、科技的創(chuàng)新，人類走向了另一個極端：自視人可以主宰一切。人類用理性才智創(chuàng)造先進的科技，無限度地開發(fā)改造地球，逐漸異化為物質、機器、信息的奴隸。為了物質，為了資源，為了財富，人類之間不惜相互戕害殘殺。

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(zhàn)之后，西方社會對人類第二次異化開始反思。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，隨著自然環(huán)境的惡化，社會矛盾的加劇，西方世界掀起了兩股潮流：一是向傳統文化回歸，一是向東方文化汲取智慧。

向萬物學習 重自覺自律

“誠者，天之道也;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樓宇烈引用《中庸》的名句指出，“中國傳統文化講求‘天人合一’、‘天人合德’。人類要向天地萬物學習，尊重自然，順應自然，因勢利導，而不是征服自然，隨意改造主宰。”

“人類既不能做神的奴隸，也不能做物的婢女” ，樓教授說，人不能丟失掉主體性，人不能由假設出來的造物主來管理。同時，人不能隨意改變萬物自身的發(fā)展規(guī)律，造成人與生存環(huán)境嚴重的沖突。碰到問題時，人類應反躬自問，反身而誠，反求諸己。

因此，在這位國學大師看來，堅持以人為本，強調自覺自律，重視內心約束的中國傳統文化，不僅有助于解決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問題，而且對整個人類社會反對自我異化具有現實意義。“如果中國能夠重振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，那么對于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，都將是一項重要貢獻。”

港民俗文化 展傳統魅力

樓宇烈曾多次到訪香港。在他印象中，香港是一處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所在：一方面作為曾經的殖民地，它宣揚西方文化;另一方面，它背靠祖國，承繼傳統文化。他說：“香港比較尊重中國本土文化這一面，我們以前講得不夠。”

樓宇烈認為，中國傳統文化根植于香港的民俗文化中，讓并行的西方文化不得不尊重，而且長期下去，可能會吸收融化西方文化，成為香港傳統文化中的組成部分。這在客觀上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原生力量和魅力。從這個角度講，我們更應該樹立中國文化自信。

談及現在備受關注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，這位國學大師表示，“香港民眾如果能在家門口領略偉大的傳統文化，多好!”當然，這需要因緣和條件。他建議，“如果有的香港民眾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，那么內地可以到香港多辦些展覽。”

樓宇烈相信，“如能把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內地地下考古發(fā)掘出來的文物，一批一批拿到香港展覽，哪怕一個月在香港辦一次展，三年辦36項展覽，綽綽有余。香港民眾一定會感受到我們傳統文化的魅力。展覽辦多了，香港民眾可能就會希望有個長期展覽的地方，就像故宮文化博物院，來領略祖國的歷史文化，那樣就水到渠成了。”

【傳統文化問與答】

記者：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糟粕嗎?

樓宇烈：今天看待傳統文化問題，為什么總要找它的毛病呢?時代已經過去了，我們應挖掘對今天有啟發(fā)的東西，來指導解決問題，而不是一天到晚討伐它不好的東西，一天到晚沉陷在罪惡感之中，讓自己老是抬不起頭來。

記者：中國傳統文化能包治百病嗎?

樓宇烈：其實不用包治百病，只要把根本的病因治好了，其他方面即使有問題，也不會很大。荀子說“君子治治，非治亂也”，《黃帝內經》提出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”。中國傳統文化不在于治標，強調自覺自律，卻能治根本的病。

記者：中國文化未來發(fā)展如何兼收并蓄?

樓宇烈：中國文化可以借鑒吸收外來的文化，但前提是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意識，根植在傳統基礎之上。否則，就會生搬硬套，跟著別人走，以致迷失自我。

樓宇烈先生每周三攜夫人到北京大學義務傳習昆曲。圖為師生合影。

【人物側記】傳授昆曲 由藝臻道

春寒乍暖，雪霽初晴。循著清揚的笛聲，記者來到北京大學“老化學樓”二層，推開一間屋門，柔婉的唱腔帶著溫度撲面而來，十幾人圍坐在橢圓形桌旁，在樓教授的引領下，吟唱昆曲“裊晴絲吹來閑庭院，搖漾春如線......”

先后擔任“北京昆曲研習社”主委和名譽主委的樓教授，于2002年成立“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”，創(chuàng)辦了“國藝苑”，傳授昆曲、古琴等傳統藝術。只要沒有特殊情況，每周三下午，樓教授都會攜夫人來到北京大學義務教昆曲。

是日乃寒假之后的第一堂昆曲課。從《牡丹亭·游園》、《玉簪記·琴挑》到《長生殿·驚變》，樓宇烈擇曲選段，帶著大家一唱三嘆，在桌上打著節(jié)拍，手指輕攏慢捻，彷佛碰觸的不是桌面，而是琴弦。

聽課的人中，有樓教授帶的研究生，有校外的昆曲愛好者，還有幾位是慕名而來第一次上課。練唱間隙，一位旁聽者推門進來，向樓教授打招呼說，“剛剛回京，從高鐵站直接趕來，沒聽到笛聲，還以為不開課了呢。”

大多數學生的面前都擺放著一套昆曲《谷音曲譜》。一位中年聽課者告訴記者：“這些是樓老師編輯的。”她說，自己每周三都來這里跟樓教授學曲，現在已成昆曲迷，深感傳統文化的魅力。

十余載倏然而過，從花甲到耄耋，樓教授心篤如初。在他看來，中國傳統文化絕不只是書齋里的死學問，而要根植于尋常生活中。“以道統藝，由藝臻道”，中國傳統藝術蘊涵著人文精神，中國人可通過藝術最終實現自我精神的提升。

樓宇烈先生開懷一刻。資料圖

【人物名片】通達儒釋道 84歲仍講課

樓宇烈，浙江省嵊縣人，1934年生于杭州。1960年自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(yè)后留校任教至今，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、宗教學系教授，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，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，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長。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(guī)劃領導小組成員，全國宗教學會顧問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，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，孔子基金會理事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，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等。

主要論著有《玄學與中國傳統哲學》、《儒家修養(yǎng)論今說》、《中國儒學的歷史演變與未來展望》、《佛學與近代中國哲學》、《王弼集校釋》、《溫故知新——中國哲學研究論文集》、《中國的品格》、《佛教與中國文化》、《十三堂國學課》等。